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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

时间:2015-07-06 07:58:36   作者:陈昌荣   来源:农行耿马县支行    点击:

母亲的命真苦,一生只活了三十六岁,却嫁了三个男人:第一个男人,他是母亲有缘有份的父母包办,但是好景不长;第二个男人,他是母亲有缘无份的同命鸳鸯,结果不欢而散;第三个男人,他是母亲寄托生命的最后希望,最终还是无望。三次婚姻,三种命运,三个结果,一次更比一次惨……


母亲的第一次婚姻


母亲姓郑,名云顺,小名木顺,常用名郑木顺,汉族,属鸡,生于1933年,临沧城郑家次女。知情人忆言,16岁时的母亲,中等个子,鹅蛋脸形、细眉大眼,话音尖甜,加之雪白的牙齿、齐肩的小辫,走起路来体态轻盈。她心灵手巧,伶俐聪明,是一个人见人爱的农家千金。

就此原因,谈情说爱的小伙来了一群又一群,各村媒婆也是络绎不绝地前来搭桥牵线,说什么:“姑娘成熟一朵花,乘着年龄找婆家;姑娘长大不可留,留来留去成冤家……”阿公阿婆是又高兴,又担心。

是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女儿大了该喜就喜,该嫁就嫁吧。决心一下,阿婆就与阿公商量给母亲找婆家。

阿婆说:“求亲的人有好几家,有远有近,有山有坝,你看到底给哪家?”

阿公说:“山区不考虑,远处不准嫁,附近择优选一家。”

阿婆说:“条件最好是青华,吴家大人好处,小娃听话。”

阿公说:郑家和吴家,都是地主家,门当又户对,互不说闲话;再说,临沧和青华,都是一个坝,路途不远,好串亲家。”

阿婆也在筛来选去,最后俩老决定把母亲喜配给青华五村吴家。

意见统一,亲事定下,阿公叫阿婆向母亲通话,听听母亲会说啥?

次日傍晚,阿公有意借故出家,阿婆把母亲叫到正房门下,一字一句把定婚的大事向母亲传达。

母亲一听是自己知人知面又知心的吴家那个他,顿时喜上心头,笑在眉下,不说喜欢,也不说不嫁。

阿婆明知故问“有啥话”?母亲一句巧回答:“女儿一切听妈话。”“好、好、好,妈的女儿真听话……”

看到母亲心花怒放,阿婆也满面春风,她情不自禁地双手合一,眯着眼睛自言自语:“上帝赐情,苍天有眼,你一定要保佑女儿嫁给那位称心如意的吴家郎君……”

看着阿婆为自己的婚事不停地祈祷念经,母亲脸上顿时红光满面,笑吟吟地跑过去搂住阿婆的脖子,在阿婆脸上亲了又亲,还娇滴滴地将嘴巴凑到阿婆的耳边细语轻轻:“妈,我现在就想成亲。”

阿婆吓得大吃一惊,伸出食指忙往母亲的头上顶:“大姑娘家真不害臊,说出去你就不怕别人笑掉牙?!”

母亲三步并作两步走,几步跨进自房间,很久很久还听到屋里母亲那银铃般的笑声……

那是母亲一生中最潇洒、最开心、最浪漫的一小段时间!也是我心中珍藏了四十九年,尘封了17885个日日夜夜的年轻时的母亲……

1950年春的一天,母亲在骡马、花轿的簇拥下,在唢呐和鞭炮声中摇摇摆摆,热热闹闹地嫁到了全家人都认为很合适、很般配的青华五村吴家,明媒正娶地成为吴家公子吴崇彦的二女人,那年母亲17岁。

当时的吴家含母亲共7人,除婆婆陈小润外,还有母亲的丈夫吴崇彦的大女人杨福秀及其所生的一男三女。看着勤脚快手、善良贤惠的小儿媳,吴家婆婆笑在脸上,喜在心里。

1951年农历2月初8,母亲为吴家添了一子,婆婆给幼小的生命起名为金从,意为吴家从此金玉满堂,福从今生,并按吴家的“春”字辈冠以学名吴春元。

随着母亲第一个小生命的降临,一个完整的家庭从此诞生,孩子天真的哭笑声,给吴家增添了新的气氛。

可是,人有旦夕祸福,天有不测风云。1953年10月母亲的丈夫吴崇彦(生于1915年)因病去世,母亲悲痛欲绝,婆婆无比伤心,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从此罩上了一层无形的阴影……

失去丈夫的母亲,从此沉默寡言,昔日的表情被无情的意外一夜尽吞。婆婆年迈体弱,孩子不满两岁,全家儿多母苦,日子一天比一天艰辛。

婆婆看在眼里,疼在心间,可又有什么办法能改变?生活就是如此的残酷无情!

为了生存,更为了明天,婆婆下大决心劝说母亲另择婚姻,给孩子找一个接替的父亲,好把孩子养大成人。

起初母亲并不情愿,她说:“婆婆是我的孝星,儿子是我的福星,虽然他爸走了,可我目前还没有那份闲心。再说,他爸去世还未满三年,做妻子的应当安分守灵,不然,别人要说闲。”

话虽这样说,可现实的生活并不像母亲想象的那样如愿,没有男人的家庭,生活是多么的脆弱和艰辛……

婆婆不忍心看着儿媳如此凄怜,不管母亲听不听,也不管母亲愿不愿,说了一次又一次,劝了一遍又一遍。

临沧阿婆也多次到青华安慰和劝说母亲:“年纪轻轻就守寡,你要守到哪一天?一个有老有小的家庭,没有男人的支撑寸步难行!”

在两位老人多次劝说下,母亲终于动摇了那颗疼痛而冰冷的心……

时间一天天,光阴一年年,三年孝期全守尽,老人劝说是好心。通过媒人搭桥牵线,母亲终于选择了第二次婚姻,决定把自己的一生和孩子的命运交给同龄同命的勐旺陈家长子——陈祖岷。


母亲的第二次婚姻


那是1956年春的一天,母亲带着四岁的儿子,怀着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从青华5村改嫁到勐旺河对门,从那天起,23岁的母亲名正言顺地成了勐旺陈氏家族中的一员……

为表示诚意,奶奶把她珍藏了多年的一对玉耳环取出来放到母亲的手上说:“顺儿,你是陈家的大儿媳,你能嫁到陈家是小许(父亲的小名)的福气,妈妈很满意,这对玉耳环是我母亲生前留下的,今天妈妈把它传给你,希望你要好好珍惜。”

当时陈家共11人,除爷爷陈跃华、奶奶张从珍;父亲陈祖岷、母亲郑木顺外;还有未成家的二叔陈祖龙、三叔陈祖堂、老叔陈祖文;三娘陈祖琴、老娘陈祖和以及两个特殊的孩子:一个是父亲大女人张后第所生之子荣青,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另一个是母亲一婚所生之子金从,学名吴春元,属兔,四岁,是我同母异父的大哥。


在当时计划经济的票据年代,生产队实行集体劳动,队长、治保委员和会计是村里的最大长官,村民在队长的领导下从事生产劳动,村民因故不能出工,必须事先向队长请假,纪律十分严格,未经许可不得无故旷工;出工按劳动力大小评定分值,每5天集中评定一次,1到10分不等,由记分员当场在每人一本的“劳动工分手册”中逐日登记,年终按积分多少分享劳动报酬——粮食,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


母亲面对的陈家,兄妹成群,家贫如洗,吃的是五谷杂粮,穿的是补丁衣裳,生活过的十分艰难,但年轻的母亲并不感到失望,她常想:既来之,则安之,一切都只有听天由命、顺其自然……

为养家糊口,母亲起早贪黑,风里来,雨里去,苦心经营着那个艰难困苦的家。三个月后的一天,吴家婆婆前来看望曾经儿媳的母亲和一直牵挂的吴孙。

当看到母亲那提前憔悴的脸和孙子面黄肌瘦的表情,吴家婆婆很是心疼。特别是面对久别重逢的孙子那伤心得哭个不停的场景,吴家婆婆如万箭穿心,她一把搂住孙子,心酸的泪水流不停……

原本是想让母子俩幸福才七说八劝儿媳改嫁的决定,如今竟然会是如此苦命,吴家婆婆真是后悔揪心。

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和操心,吴家婆婆当晚说服了母亲,次日就把不到五岁的孙子金从永远带回了青华五村。

儿子带走了,母亲是少操了一份心,但从此也多了一份牵挂与思念……

常言道:“儿想娘,三寸长,娘想儿,想断肠。”自从儿子回青华后,母亲总觉得生活缺少了什么,白天忙碌过,晚上睡不着,思儿之心难诉说。好在丈夫理解,婆婆关心,母亲才感到苦中有甜。

1958年“大跃进” ,吃的是大锅饭,种的是集体田,生产队干活不分黑夜白天。父母虽然都同龄,但母亲时时处处都像大姐姐一样关心父亲,每次打来饭菜都要扒一些给父亲,自己吃不饱,也要让父亲多吃一点……

由于母亲勤劳贤慧,对家庭成员个个体贴关心,所以,尽管生活很清贫,但大家都感到很开心。

可是,穷人的日子总是算路不打算路来。那年秋季的一天,母亲出工到小梁子田收庄稼,收工时因下雨路滑,母亲不小心摔倒在地,致使未到分娩期的姐姐提前降临。

那时队里较贫,大锅饭常年有素无荤,母亲因营养跟不上,孩子没奶吃,不到半年姐就丧命,母亲为此特别伤心……

直到1960年农历5月19日我的出生,母亲的心才有了新的寄托与平衡!这一天奶奶最高兴,因为陈家又多了一个小生命。为了陈家世代昌盛,奶奶冥思苦想,为我起了“荣华”这个小名,意为荣华富贵,陈氏太平……

可是,春花虽美,好景不长,动荡的岁月人心苍凉。在那个饥寒交加,人心涣乱的年代,父母恩爱,全家团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生活只持续了八年,1963年父亲与母亲在痛苦与无奈中离了婚……

原因是:1963年农历3月的一天,全村男女老少到石头寨栽秧,男士负责犁耙,女士负责栽插,因为路途遥远,收工时没有将耙带回,次日出工发现耙少了四盘,影响生产劳动,村干部怀疑是成分高的村民做了手脚,就及时召开现场会,将所有地主富农出身的村民集中起来进行审问和批斗。


在那个阶级斗争较为严重和复杂的年代,生产上不去或队里丢失了财物,批斗地主富农是很平常的事。


由于大伙不知道丢失的原因,说不出个所以然,村干部很不满意,就逐一进行殴打审问。母亲心痛烈日下被打的父亲,就对村干部说:家中楼上父亲收着一盘手耙,修理一下还可继续使用。

其实,母亲所说的那盘耙,是生产队一年前就抛弃的无齿残耙,当时父亲觉得可惜就捡回放在楼上。母亲说的意思,是不想让父亲因为丢失生产工具而耽搁生产,没有半点揭发父亲的意思。

村干部一听家中藏有耙,就派了几个民兵到家中去搜。搜出了“证据”,村干部就此大作文章,说父亲如此破烂的耙都偷藏,好耙就更不用说了,顺理成章地把丢失耙的一切矛盾焦点全部集中到父亲一人身上,对父亲大打出手。不仅如此,还用绳子把鼻青脸肿的父亲捆紧送到大寨的大队里,大队又把父亲作为典型召开批斗大会,一些狠心的民兵把父亲打得死去活来。好在偷耙的邻村人知道父亲被误斗后,心有良知,敢做敢担,几天后主动去乡政府说清了事情的经过,父亲才免遭长期关押留斗的厄运。

母亲原本是想为父亲解难,却换来了更惨的结局,心如刀绞,内疚之心有苦难言……

父亲被批斗,源于母亲的一片好心,她给父亲的身心和名誉造成了较大伤害,父亲前思后想想不通,一气之下逼着母亲离了婚,导致一个完整的家庭从此变了形。

当然,父母离婚可能还另有原因。在那个是非难辩,黑白难分的穷苦年代,什么样的怪现象都有可能发生,什么样的怪理由都有可能成立。再说,人这一辈子,肚痛只有自己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秘密,至于她们之间还有什么不可原谅的东西,我无法而知,更无法诠释。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父亲他为人正直,处事理智,不可能因为母亲一次好心造成的误斗而与母亲分手。既然离婚,就一定有她们充分的理由,作为儿女的我不想去细究,也无需细知,因为父亲和母亲在我的心中一样重要……

据说父亲离婚后就没有在村里做过一天农活,而是出门抓副业去了,少则一个月,多时一年半载才回家一次,除了看看家人外,主要是向生产队交钱,一笔笔事先约定好了每月等额要交的钱。

父母刚离婚的那段日子,我和母亲住在奶奶家正房左边第一间,门开在走廊上;中间和右边是爷爷奶奶和父亲住;另一栋厢房三间是叔叔和娘娘她们住;厨房在正房和厢房的转角处,归叔叔她们使用。

后来,不知是母亲的要求,还是叔们的意思,1964年叔叔他们在村顶的山神梁子为母亲建了一栋两间的简易房,我和母亲在那栋土木草结构的窝棚里渡过了三个不平凡的春夏秋冬……

在与母亲生活的那些年代里,虽然很穷,但我并不感到孤寂,每天出工前,母亲把我寄放在杨家物(已故)爷爷家与杨芳娘娘(已故)和杨安叔叔一起玩耍,母亲怕我饿着,用一个小口缸装上饭菜,嘱咐我们饿了的时候就一起吃,我每天玩到母亲收工后来接我回家。

在母亲含辛茹苦抚养下,我在苦水中慢慢长大,1966年9月,我开始在本村上小学,民办教师张金福是我的第一任老师,我的学名“陈昌荣”就是他给取的,那年我加入了少先队,申请是二叔陈祖龙替我写的。

二年级时因缺老师,我和同村小伴李树敏等到大寨完小上学,来回都要经过村脚一条不大的河,桥边柳树下那个不深的清水塘,是我们经常游泳的地方!

勐旺是我出生的地方,但由于父母多次婚姻的不幸,我像断线的风筝随“风”飘荡,所以,在故乡的时间前后不到十年。然而,就在那短暂的童年里,母亲的三次不幸和一次无奈的绝望使我至今仍刻骨铭心:

母亲的第一次不幸:1966年秋的一天,母亲出工到大橄榄树地收玉米,收工时母亲走前,由于玉米地杂草丛生,母亲不小心右脚重重地踩在了一株干枯的蕨蕨桩上。

随着一声尖叫,母亲连人带担摔倒在地,蕨蕨桩从土里带了出来,深深扎在母亲那长满老茧的右脚后跟上,母亲痛得全身直冒冷汗,手捏小腿在地上翻转……

歇下担子围过来的村民看到此情此景,顿时感到手忙脚乱。最后,一个老道的男人安排两个女士把母亲抱住,只见他左手捏住母亲受伤的脚,右手捏紧扎在母亲脚上的刺,随着“一、二、三”的一声喊,一根很长的沾满母亲鲜血的蕨蕨桩被拔了出来,母亲的鲜血从那拔了刺的脚跟快速流淌,大伙速用揉好的蒿子糊在母亲的伤口上,把母亲的“围腰”一撕两半,一半扎紧母亲的小腿不让血液往下蹿;一半用来包扎母亲的创伤……

一切处理妥当,由两个体力较强的男人换着把母亲从十里外的山上背回来轻放在床上,母亲感激得热泪盈眶……

接下来的三个月,母亲出不了门,上不了山,因为没钱到医院疗伤,只好在家用草药包了又换。但由于“土方”运用不当,母亲的脚越包越烂,化浓的脚跟臭得让人心酸……

后来,是忙那大姨妈郑云凤领着四子苏礼炳(已故)、五子苏礼康买来膏药包上,母亲的脚才慢慢好转……

母亲的第二次不幸:1967年夏季的一天早上,不知谁把鸡毛倒在治保委员施培(已故)家大门外的篱笆上,施培早上起来看到后火冒三丈,怀疑是母亲向他家“送鬼”,强把母亲拖去“审判……”

母亲被罚站在路上,无论怎么解释都枉然,母亲无奈只好下跪求饶,可那狠心的施培不但不原谅,还使劲一脚踢在母亲的小腹上,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母亲被踢得仰面朝天,接着并昏死过去,尿液淋湿了裤裆,淌到了地上……

悲惨的瞬间,就发生在我的眼前,我边哭边摇着母亲的头大声地喊“妈妈、妈妈”,可母亲就是不回答……

挑水路过的村民看到奄奄一息的母亲,急忙放下担子围到妈妈身边,有的掐人中,有的喊妈名,好久好久妈妈才慢慢睁开眼,那难受的表情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我快速跑到奶奶家把情况告诉父亲,父亲气得脸色发青,急忙叫了几个叔叔一起去帮,可那恶人知道问题严重早已逃离了现场……

父亲及时组织人力当天把母亲送到临沧县医院,检查结果是:膀胱破裂。因为当时没钱住院,只做了一些简单的输液消炎,从此,母亲小便失禁,尿液不停……

母亲的第三次不幸:1967年春节前的一街天,母亲到忙那大姨妈家“借”钱给我买过年穿的新衣,当母亲就要返回时,破裂未复的膀胱突然剧烈疼痛,她捏着小腹一人坐在凹腰街边,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好在被城里一熟人及时发现,把母亲带到家里吃药留宿,才使母亲转危化险。

在那个“交通靠走,通信靠吼,防盗靠狗”的年代,母亲无法将这一情况告诉我,我在家里就像一只无娘的小鸡蹲在墙脚,苦苦盼望母亲的归来,可是等到天黑还没有看到母亲的踪影。在又饿又冷又怕的袭击下,我哭了,在黑暗中大声地喊着妈妈、妈妈……

伤心的哭声被打母亲的施母听到,她快步来到我身边,知道情况后,她很同情,也很可怜,伸手把我牵到他家吃饭、睡觉。那一晚我彻夜未眠,耳朵不停地叫,满脑都是母亲可能出现的种种坏情……

次日天刚亮,我就起来快步跑到村脚的大河边,那里有一间碾米房,门口的路是母亲返家必经的地方。我在那里从早等到晚,眼睛哭得干了又湿,湿了又干,肚子饿得心里发慌,无奈之下,就偷偷钻到碾米房里的风柜上舔米糠,解决了饥饿,喝足了河“汤”,我又回到河边的桥上,等待母亲快快返……

直到太阳快落山,母亲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出现在路上,看到歪歪倒倒的母亲,我张开双肩跑过去,激动得“妈妈”、“妈妈”大声喊,母亲看着儿子哭红的眼睛,连忙放下手中的行囊,蹲下来一把将我搂到身上,酸楚的泪水滴湿了我破烂的衣裳……

一次无奈的绝望:1967年大年三十的中午,寨子里家家户户都在准备过年,可是我和母亲晚饭吃的都没有,母亲伤心至极,就把我领到小桥箐,用手指着远处黑红黑红的树叶说:“孩子,你看,对面的红叶真好看,吃进肚里可当饭,今天娘俩尝一尝。”

我和母亲摘了好大一抱,蹲在路边的草地上,正准备“用餐”时,被上山背柴火的同村大妈看到,她快速夺下我和母亲手中的红叶向远处扔去,并对母亲说:“你不能这样寻短见,孩子愁生愁不长,不为你自己,也要为孩子想一想,困难只是暂时的,等你儿子长大后,一切都会好起来……”

好说歹说才把母亲劝住,母亲抱着那位大妈哭了起来,声音好大、好惨!这时我才知道,那是一种吃了会死人,名为“小红叶子”的毒树叶。

那位好心的大妈扶着母亲往回走,回到家里,她给母亲和我送来了三碗混有玉米沙的大米和半圈内塞豆腐的猪肠,母亲流着泪磕头致谢。大妈走后,母亲含泪做饭,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吃香肠,味道好香好香……

当晚,母亲带我去吃红叶的事很快传遍全村,寨子里一些好心的大妈纷纷前来安慰母亲,有拿糯米粑粑的、有拿大米的、有拿玉米沙的、有拿香肠的。最让母亲感动的是,头天才从耿马抓副业回来的父亲,也和奶奶一起送来了一些“年贺”,奶奶劝母亲一起到家里过年,母亲不同意,看着曾经的婆婆和丈夫,母亲的心忐忑不安,她什么也没说,什么也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在擦泪……

离开之前,父亲叫奶奶先回,他要和母亲讲几句话。奶奶走后,父亲对母亲说:“勐旺这地方我是不打算回来了,我计划过完年后就去勐永安家落户;咱俩一日夫妻百日恩,孩子(指我)先由你照管,困难我也会帮,以后千万不要再胡思乱想!”说完,父亲从他中山服的左上衣袋里搜出了5元钱塞到母亲的手中,表示对母亲和我的歉意,随后,父亲摸摸我的头转身走了……

父亲走了,可是他留下的一番话却让母亲痴呆地站了很久很久,那一夜,母亲没有合过眼……

大年初三的晚上,因为父亲次日要走,奶奶把父亲叫到身边交待说:“做人不能太绝情,好歹也是夫妻一场,既然决定明天要走,今晚就该再去看看母子俩,不然将来你会遗憾。”

父亲又一次拿了一些大米等吃的东西来看望我和母亲。“什么时间走?”母亲问。“明天是初四,天亮就走,十冬腊月日子短,走晚了要摸黑!”父亲如实回答。


心情好似那首《恋别》:“我将要走,将要走/请不要挽留,不要挽留/前面的路芳草幽幽/又何必苦苦相求/我们曾经拥有/那已是过去的时候/今朝,爱之舟已到尽头/又怎长相守/没有怨恼/没有别恨/只有那丝丝离愁……”


母亲似乎预感到什么,沉默了许久后,伸手摘下与父亲结婚时奶奶传给她的那对白中带绿的玉耳环,十分慎重地对父亲说:“这是咱俩结婚时妈妈交给我的信物,十二年来,我从未将它取下,今天我就将它传还予你,把我们昔日的结合,化作今天的离意,以纪念还纪念,”边说边把那对特殊的耳环双手递到父亲的胸前,父亲捧着母亲那双颤抖的手,久久没有放开……


父亲陈祖岷因患癌症于2001年4月20日病故,享年68岁。父亲去世后,继母赵壮生将此对玉耳环交由我保管。


次日天刚蒙蒙亮,母亲就站在家门口朝着对面的小路不停地遥望,可是父亲不等天亮就已翻过那座山,母亲望啊,望,什么也没有望上!望穿秋水的眼里只有酸酸的泪水在流淌……


正如《思君》所言:“秋雨绵绵秋思长/秋风潇潇秋衣褴/满目秋霜秋不尽/独倚栏干寸断肠。”


从那以后,父母天各一方,杳无音信,母亲天天牵挂父亲,牵挂“欠”父亲的那份情,牵挂得心力交瘁,心神不安,她每天痴痴地往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上看,可是母亲到死也没有看到过父亲的模样……


母亲的第三次婚姻


人的情感是复杂的,情爱的力量更是使人难以想象。1967年的那个春节,在母亲的心中是一段揪心的日子,母亲那多情善感的心始终无法将它遗忘……

自从父亲走后,母亲魂不守舍,总是情不自禁地朝着那条小路久久张望,那失落的情感使人难过,令人辛酸。正如万捷的那首题记诗:“女人的泪,一滴就醉,男人的心,一揉就碎。爱也累,恨也累,不爱不恨没滋味。不要说你错,不要说我对,恩恩爱爱没有是与非。人生这个谜,几人能猜对?爱情这杯酒,谁喝都得醉。”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1968年春的一天,母亲把自己的余生交给了榨房一个尚无婚史,名为李双甲(生于1934年农历10月初3)的人。

后来我慢慢明白,因为榨房位于父亲常去的那个方向,且去榨房要经过母亲遥望了无数次的那条“心路”。

母亲从未走过那条路,更没有翻过那座山,她不知道山的那边是什么模样,但她却对那个地方特别的向往……

记得母亲出嫁的头天晚上,男方家来了一女一男,同村媒婆也前来和母亲一起筹备“婚事”,其它人母亲一个也没有脸面邀请,包括奶奶和忙那大姨妈家也不让知道。


后来听说我随母亲离开勐旺后不久,大姨妈家儿女还来看望过我和母亲,然而,展现在眼前的却是“茅屋依旧,人去屋空……”


因为是冬季,天气特别冷,母亲烧了一塘大火,她们围在火塘边商量事情,收拾能带走的东西,带不走的简易房和几件箩筐之类的农活用具,母亲说留给媒婆,能用则用,不能用的就当柴火烧,算是母亲对她的谢礼。

因为要早早上路,母亲准备了一些竹子火把,做了一些家里仅有的饭菜。一切准备就绪,已是夜半三更。那一夜母亲百感交集,思绪万千,没有心思合眼,也不敢合眼。

鸡刚叫头遍,母亲就匆匆把我推醒,含着泪在我耳边轻声说:“乖,起来吃饭,吃完饭和妈妈一起去一个新的地方,这里我们不能再住了。”我知道母亲是想在天亮之前悄悄出嫁,像父亲一样离开让她们伤心、无助、难以生存下去的勐旺!

吃完饭,母亲牵着我的手,在火把的照明下,高一脚低一脚地跟着男方家人出嫁了……

那天,作为新娘的母亲,全身上下没有太多变化:头发依然是嫁到陈家时一直没有改变过的齐耳短发,只是一边多了两根细细的发夹;鞋子还是那双她珍藏了多年已洗得发白,只有在赶街、做客时才舍得穿的“毛边底。”要说变化,就是这次男方家娶亲前送来的那节“细林布”,是母亲亲手为自己赶制的“嫁妆“;还有母亲手上提着的那只用篾子编制的小提箩,这是母亲头几天用父亲留下的钱托人专门从临沧街上买来的,里面是母亲平时用的针线活具和一些小东小西。走在后面的我,看着母亲的模样,就像回娘家,不像在出嫁!

出村时,路边人家的狗汪汪大叫,母亲怕伤着我,把我拉到前面走。出村过河后,母亲说:“乖,从现在起你就跟在妈妈的后面。”我点了点头,表示一切听妈的,顺从地跟在母亲身后,沿着父亲走过的、母亲时常遥望的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

一路上,既无欢声笑语,更无鞭炮唢呐,陪伴母亲出嫁的只有火把燃烧时的嘀嗒声、轻重不一的脚步声和田间地头的虫叫声,8岁的我是母亲唯一的“送嫁”人……

走到快要翻山处天已大亮,母亲停下脚步约大伙休息一会,她放下手中的提箩,转过身来久久凝视着十二年来使她饱经沧桑的地方……

母亲拢了拢被汗水浸湿的鬓发,指着那冒着炊烟的农家对我说:“乖,你看,那冒着火焰的人家是一些好人家,以后有机会你要回来看看那些大爹大妈,妈妈这辈子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了,”说到这里,母亲又一次止不住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是啊!从那以后母亲就再也没有回走过那条她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过的使她难以忘怀的“心路,”那次久久的遥望也成了母亲最后告别家乡和亲人的一次绝望……


太阳快落山时我们走到了举目无亲的穷村僻壤——榨房,那是一个四面无村,人家稀少,隶属帮卖的孤立山寨。前来做客的人稀稀散散,看到憔悴不堪的“新娘”,村民们似乎感到非常失望。

母亲教我喊“那位”为叔叔,他人品不差,心地也善良,只是家里太寒酸。全家两老(姓名不清)俩侄(定丛和扎拉),加我和母亲共八人,生活还能勉强维持,就是经济太困难,除有几棵铁核桃能换点油盐钱外,别无它望。

母亲嫁过去后仍没钱医治,病情日趋恶化,需要适时更换的“尿布”也无钱购买,在尿液常期浸泡下,母亲的臀部大面积腐烂,每到母亲床前,一股难言的馊尿味扑鼻而来,叫人无奈,令人心寒……

母亲时时刻刻都在病痛中呻吟,白天大家都做活去了,可每到晚上我和那位叔叔常常会被母亲痛苦的泣声从睡梦中惊醒,尽管这声音母亲已在被里控制得很沉很沉!

每当这样的时候,我的心和母亲一样难受,全身上下在抽泣中颤抖……

这样的日子母亲已熬了近一年,这一年对于别人只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瞬间,可对母亲和我来说,分分秒秒都似年!

在母亲病重的日子里,父亲来过一次,可那时的母亲已经病得难以开口说话,父亲不忍心看望母亲,只是在村外的路边等我归家。

那天傍晚,我放牛归来,蹲在路边等我已久的父亲,看到久别重逢的儿子,心痛得一时说不出话,那凝视我的神情有忧伤,也有哀怜,犹如暮色苍茫中羸弱的老牛凝望着蹒跚而来的幼犊……

他拉着我的手问了许多关于母亲的事,我一一作了回答,同时还将父亲那次走后母亲对他的思念和牵挂全都告诉了他,父亲听了难过得一言不发,渴望的眼睛无法隐藏对母亲的思念与牵挂……

我知道父亲的心中是有母亲的,就像母亲的心中有父亲一样……

冲动酿苦果,后悔无解药。父亲草率的决断,既伤害了自己,同时也伤害了善良贤惠的母亲,事虽已了结,但缘份未尽,彼此心中仍珍藏着对对方无法割舍的情!

分别前,父亲特意交待我别把他来过的事告诉母亲,可我不忍心那样去做,我把父亲来过和交谈的情况如实向躺在床上的母亲转达,母亲认真倾听,却惘然若失,凝视楼板的泪眼掠过的是一丝丝无可奈何的表情!


经书说:“人活百岁难上难,仔细思量泪不干;今晚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


也许是母亲预知自己快不行了,1969年农历3月的一天上午,我正要上山放牛,母亲突然轻轻唤我到床边,摸着我的头,含着泪对我说:“乖,来妈妈好好看看”,我不忍心看母亲含泪的眼睛,只好把头轻轻靠在母亲的胸前,母亲在我的头上亲了又亲,吻了又吻,冰凉的手久久不愿放开……

过了好长时间,母亲接着说:“今天不去放牛了,妈让叔叔送你回去奶奶家,今后你要听奶奶她们的话;妈妈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却没有能力给你一个完整的家,妈妈真的对不起你,也没有什么留给你的,你长大后一定要原谅妈妈……好吗?”

那时候我不懂母亲的话中话,只知道不停地点头,实在说不下去了,母亲用颤抖的手轻轻推我,示意我和一直站在门口的那位叔叔赶紧出发……

我不想让母亲伤心,只好流着泪大声地叫了一声“妈……”,并跪在母亲的床前,抱紧母亲的脖子。此时此刻,母亲的心碎了,嗓子哑了,脖子硬了,泪水擦在我消瘦的脸上、嘴上,那滋味有酸、有咸、有苦、还有那钻心的辣……

又过了好一会,母亲轻轻推开我的头,仔细看着、摸着我的脸,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对我说:“去吧,乖,要记住妈妈的话……”边说边推,示意我快走。在母亲的催促下,在妈妈的目送中,我流着泪轻轻站起,慢慢后退,一步一步离开了母亲……

回到奶奶家大慨五点多钟,当那位叔叔把我交给奶奶后就要返回时,一种从未有过的空虚、寂寞和想妈的感觉一下涌遍全身,我突然感到后悔极了,后悔离开了母亲,后悔把母亲一个人留下,母亲在后面不知哭成个啥?!我本能地抓住那位即将离开的叔叔的手,要和他一起回去看妈妈,死活不愿在奶奶家留下……

奶奶拉不住我,叔叔留不下我,无奈之下,奶奶叫那位叔叔带我到小梁子田叔叔婶婶她们栽秧处。

因为是集体劳动,村里人很多,叔婶他们知道情况后,纷纷前来劝我,我什么也听不进去,也什么都不想听,手依然紧紧抓住那位叔叔,边哭边求他带我回去看妈妈,此时此刻,那位叔叔也说不出半句话,潮湿的眼里充满无奈的酸楚与牵挂……

天色渐渐晚了,再不走那位叔叔就要摸黑了,她们意识到此后,是三叔陈祖堂强行把我与那位叔叔拉开并抱住,催促那位叔叔赶紧离开,那位叔叔心痛地看看我后,含着泪转身走了,看着叔叔离去的背影,我只有想妈的泪水和撕心裂肺的哭声……

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回到过榨房,也再没有见到过母亲和那位叔叔的模样。那次分别,成了我与母亲的最后绝别;那看着母亲轻轻站起,慢慢后退的一眼,成了我最后一次看望自己的母亲;那声长长的、撕心拉肝的一声“妈……”,也成了我一生中最后一次喊母亲……

事到如今已整整四十年了,真不知道那位叔叔是否还活在世上,但愿他老人家能幸福安康!


一个人,当他和你有过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后,他就会长久地、甚至永远地留念在你的记忆之中……


为弄清母亲的真实情况,2009年3月12日,我委托在南美乡政府工作的堂弟陈昌盛亲自到榨房寻找那位叔叔的下落,同时代我核实母亲的一些具体情况。很好,那位叔叔还活在这个世上。堂弟拨通了我的手机,把电话交给叔叔亲自和我讲。从电话里那清晰的声音判断,75高龄的他身体还很健康,我们彼此含泪交谈,详细了解我离开榨房后母亲的情况。

叔叔边哭边告诉我说,自从把我送回勐旺的那天起,母亲的病就一天更比一天重,他实在不忍心看着母亲受罪,就向生产队借了点钱,约了几个伴,用竹子和马驮子做了个简易担架,抬母亲去临沧治疗。但因病情恶化,住院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半点好转。看着一天不如一天的母亲,他很是心疼。在继续住院已没有任何意义的情况下,经母亲同意,他含泪为奄奄一息的母亲办理了出院手续。回到榨房的第三天(农历4月的一天),母亲那以“牵挂”维系的生命终于到了极限,临终前她艰难地说了两句话:一是感谢那位叔叔一年来对她的照顾,伴她到死,为她送终;二是要求那位叔叔不要把她去世的消息告诉后家任何人,因为俩个儿子(指我和春元大哥)都还小。说完这些,母亲才慢慢地闭上了那双渴望生存又无法生存、向往美好又无法美好的泪眼……

他还特别强调说,因为当时家里真的很穷,确确实实买不起棺材,才只好把母亲的遗体抬到家对面靠勐旺的山坳上作火化处理了……


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人的一生,在自己的哭声中开始,在别人的泪水中结束……


诉完母亲的伤心史,叔叔大声哭喊着我的小名说:“阿华,现在车路已经通到家了,家里的日子也比过去好过多了,可是我们却一年比一年老了,抽空回来看看叔叔、看看你和妈妈曾经住过的家吧……”

“好、好、好,我一定会来,一定会来,您要多保重身体”,我语无伦次地回答。

听了叔叔的诉说,心中特别难过,强忍的泪水肚中落……,苦命的母亲是带着无奈和牵挂悄悄离开人世的,走时年仅36岁,一张照片都没有条件和机会留下!走得是那样的凄凉、那样的辛酸……


尾    声


在1969年那段没有母爱的日子里,我像一个孤儿,是爷爷奶奶和叔伯阿婶她们收养了我。为减轻奶奶家的负担,我一边给二叔的长子陈昌敏(小名长春,1968年农历8月18日生,我从榨房回到勐旺时,他刚满半岁)当保姆,一边帮奶奶家放猪放羊。缺粮的季节,我到大橄榄树地挖蕨蕨根、到羊圈山摘麻栗子、到大石房捡核桃花,黄家地、大硝田、石头寨……,满山遍野留下我童年许多辛酸的往事和深深的足迹……


正如蔡振南词曲的那首“世上只有妈妈好”,那辛酸的歌词和忧伤曲调似乎为我而作,把我的命运表达得淋漓尽致。是啊!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没妈的孩子像棵草,离开妈妈的怀抱,幸福哪里找……


1970年农历正月24日,父亲在勐永硝塘坝与继母赵壮生成婚。同年12月8日父亲把我从临沧带到云县的高寨户东(父亲烧砖瓦处),我在那里读过半年书。1971年农历10月初1三弟陈昌胜(小名荣灯,奶奶张从珍起的名)出生,12月23日父亲又把我带到了勐永的硝塘坝,从此,耿马便是我温暖的家……

我在耿马这块山清水秀的热土地上读书、工作、入党、成家……,在党和人民多年的培养教育和单位领导的关爱下,从一个孤苦伶仃的浪子,逐步成长为一名有知识、有文化的农行员工,吃共产党的饭,享共产党的福,心中无限感激!

回头想想自己走过的路,辛酸的泪水夺眶而出……说实话,我之所以有今天,除了因家境贫寒而促使自身不懈努力外,主要取决于五个重要因素:一是党的正确领导和不断完善的富民政策;二是亲生父母从小对我的严教在我心中留下了深深烙印;三是继母真心实意的供养使我生活上有了依靠;四是得益于叔叔、表哥等文化人士的正确引导;五是有一份我所热爱的农金事业。在此,我首先要感谢党,如果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和改革开放30年来不断完善的富民政策,就不会有我们百姓今天的幸福生活;感谢父母,如果没有父母那些坎坎坷坷的姻缘,我就不会来到耿马,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优越条件,换句话说,我今天的幸福是父母昨天的苦难换来的;感谢农行,农行是我事业之地,生存之源,“我靠农行生存”对我来说不是一句空话,参加农行工作28年来,我的衣食住行全部来自农行,我为自己是一名农行员工感到幸运和自豪;感谢同事,农行员工情同手足,亲如姊妹,如果没有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我将一事无成;感谢爱妻,对我来说,有妻好比有娘,20多年来,妻子理解我、关心我、支持我、鼓励我、牵挂我、陪伴我……,如果没有她的全心投入和真情相伴,我绝不会有今天的好心情、好模样;感谢所有关心、理解、支持过我的人们,是她们给了我生活的信心和力量,是她们给了我干好工作的激情和灵感,衷心祝愿天下百姓和谐美满!

为了感恩,这些年来,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在一切对外交往活动中,我从严要求自己,很好把握住自己,时时刻刻忆苦思甜,真真切切热爱农行,把过去的一切苦难和辛酸化作从事金融工作的信心和力量。参加工作以来,工作得心应手,生活如诗如画,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物质文化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的一切全部得益于耿马,因此,我爱耿马,就像爱妈妈……


为了记住我和母亲那段艰难的人生历程,我把自己的笔名锁定为生命力较强的“小草”,意似白居易的小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在故事就要结束的时候,我要告诉母亲两句话:一是请母亲放心去吧,您的长子春元大哥如今事业有成,儿孙如愿,家景繁华;二是请母亲别再牵挂,您的次子荣华已苦尽甘来,如今也有一个妻子贤惠、儿子听话的温馨之家。安息吧,妈妈!


结 束 语


人生似路,坑坑洼洼;往事如酒,酸甜苦辣。母亲的一生,是走不完的艰难路,流不尽的辛酸泪。那些伤心的故事,在我年轻的时候却无法懂得,而当我懂得的时候,已不再年轻,留在心里的却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与报答。那些伤心的泪水,是母亲对家庭生活的无奈与牵挂;是母亲对儿女内心纯真情感的释放与升华;是母亲对自身命运苦难的倾诉与表达;是母亲对当时人间不平事理的厌恨与训骂……母亲的一生平凡而伟大,母爱的感觉无言能表达,打过也好,骂过也罢,孩儿永远爱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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